什么是近代中国三大思潮？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动员力的一种情感、意识与思想体系，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因此，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的观念架构中运作，而民族主义正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是三大思潮具有同构性的重要方面。笔者以往曾谈到过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互动形成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即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或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这里试就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的互动以及基于民族主义的三大思潮的离合略陈管见。

一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并立架构的思想格局也大体成型于这一时段。民族主义对三大思潮的统领、渗透、涵盖与同构也从此开始。民族主义自始至终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与制约着三大思潮的思想框架，三大思潮则从不同方面丰富着民族主义的类型与内涵。

激进的革命者，以及被研究者纳入激进主义阵营的先驱者，他们对民族苦难有着清醒而峻急的自觉，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与激烈手段实现救亡，希望通过“民族建国”实现民族复兴，总是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于民主主义的位置。也就是说，激进主义者始终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谭嗣同之所以被有的学者称为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是因为他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和思想、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阻碍了中国进步，是导致“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惨剧的根源，因而主张不惜流血以实现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三次导致政权转移的激进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利用了民族运动的旗帜，其基本的原动力也是民族主义。辛亥型反满民族主义是革命派反清革命宣传的基本理论资源与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员手段。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先被明确与凸显的思想主题，民族→民权→民生的序列是三民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孙中山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在近代史上最早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声，并沉痛指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严峻的生存危机：“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裳冠被轻于异族。”革命派的其他人士在宣传革命的文章与著作中都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革命必剖清种族”。1905年10月，孙中山写了《民报发刊词》，该文在同盟会十六字政纲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被置于三民主义的第一项。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同等重要、同样急迫并且是密不可分的，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来分两次去做。”揭示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紧密关联。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合力促成了以光复为特征与表现形式的现代第一次政权转移。

民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御外侮的思想取代“排满”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激进主义即在引领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这种发展变化。激进民主主义者领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及“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基本口号，标志着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很快接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并于1922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主张。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主张，但在“五四型”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国民党之新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无论是“五四”口号、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还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都将民族主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并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两个目标并列。国共两党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和阶级立场，“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结论。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黏合下发起了国民革命，促成了从北洋军阀政权到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次政权转移——“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一方面在政治原则、政策策略层面运用“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等民族主义话语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其最成功的运用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对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追求，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及具体成果，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三次政权转移。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近代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民族建国的目标而努力，但“惟有共产党满足了中国许多忧国忧民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

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其正面意义在于，丰富与充实了民族主义的民主内涵;同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激进主义目标的强大动员手段。其负面意义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民主主义为民族主义所牺牲的现象，如辛亥革命时以为把清朝皇帝赶下台就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了，再如“五四”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相融与关联则可追溯到19世纪末思潮生成之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正值甲午战后瓜分狂潮出现之际，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规约着其价值取向，国家富强的目标成为自由主义在个体价值之外新的关注焦点，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深切的民族主义关怀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必然属性。严复之所以引介西方自由主义、开启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毋宁说是民族主义目标的驱使。他撰写了《原强》一文，翻译了《原富》一书，要追溯富强的本源，并根据西方的经验将富强的本源归结为基于自由的个性活力。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这样，自由被看成了救亡图存的途径，看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手段。他们在个体自由之外，提出了国家自由、国群自由，并认为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后者更为急迫。严复是如此，胡适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深知，个体主义、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又认识到争取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更是当务之急。严复提到，“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梁启超也认为，首先要争的是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胡适指出：“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弱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针对自由主义而言，它“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故可为我所用，作为救国建国的材料，仍凸显了自由的作为工具理性的价值。胡适意识到了国家富强与个体自由之间的两难，以“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救国先“救出你自己”的形式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链接在一起——“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民盟主席张澜也曾表示：“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将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足见民族主义是多么深刻地制约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说。

被视为救亡与富强工具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核心与出发点的原版自由主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联，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了对西方思想的“变型”与“误读”。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由于与民族主义、与救亡目标的结合导致的民族主义诉求对个体自由的核心价值的遮蔽，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根源。笔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如果没有这种对民族存亡的关切，没有这种与民族主义的关联，那就连“十字街头的塔”都谈不上，而只能是悄无声息的书斋中的学理。

保守主义思潮也内蕴着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康有为被不少学者视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开启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怀。他于1898年4月组织保国会，在其所作的《保国会序》中，呼吁“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唯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一大国”。又在《保国会章程》宣布该会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20世纪初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也贯穿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指出，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他们之所以要提倡保存国学、保存国粹，是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视保守主义为滋养民族主义的养分。